新春佳节万家团圆 四川绵阳警方助力5个失散家庭圆梦******
中新网绵阳1月29日电 (岳波)“感谢胡警官，让我见到了29年未曾谋面的亲人……”1月29日下午，在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会议室，来自山西省忻州市的宫女士激动万分。在民警胡祥雨的帮助下，宫女士找到了失踪29年的母亲、弟弟。这也是“胡祥雨工作室”在春节假期帮助的第5个失散家庭找回亲人。
据了解，1月27日，胡祥雨接到36岁宫女士的求助电话，请求“胡祥雨工作室”帮助她寻找母亲和弟弟。宫女士反映，母亲名叫陈青，1994年带着年仅5岁的弟弟从山西忻州市神池县离家出走，近30年来家人想尽办法寻找，但都没有结果。宫女士曾听父亲说陈青的老家好像在四川绵阳。今年春节农历正月初三，思母心切的宫女士带着丈夫，揣上30多年前母亲的一张照片，专门从山西驾车来到绵阳市，四处打听母亲和弟弟的消息，却没有任何进展。后来，宫女士了解到绵阳有一个专门帮助群众寻亲的“胡祥雨工作室”，便拨打了求助电话。
宫女士一家团聚。 绵阳市公安局供图胡祥雨详细询问人员信息后，随即组织人员着手核查。在排查绵阳、德阳两地疑似人员130余人后，于1月28日发现一名叫曾玉兰的德阳中江县人与宫女士所提供失踪人员信息高度吻合。
胡祥雨立即联系到曾玉兰了解相关情况。经过进一步核实，此人确系1994年山西神池县失踪妇女陈青。1950年3月出生的曾玉兰，中江县人(曾属绵阳地区管辖)，1985年来到山西省忻州市神池县打工，后改名陈青与当地一名姓宫的男子结为夫妻，分别在1987年、1989年生下女儿、儿子。陈青因为与家人不和，于1994年带着儿子回到四川。不久后，她又带着儿子去了江苏南京生活，从此便与丈夫和女儿失去了联系。今年1月中旬，母子俩从江苏回到中江老家过节，令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春节会与亲生女儿重逢。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能够帮助多个失散家庭圆梦，这个节日我们过得很有意义……”胡祥雨说，1月中旬以来，他接到多名寻亲人求助电话和短信，这是群众对“胡祥雨工作室”的信任。春节假期，胡祥雨在与家人团聚之余依然牵挂着仍在寻亲的群众，他带领工作室人员发动社会力量，并充分运用公安新技术开展寻亲工作，春节假期已帮助5个失散家庭找回亲人。
宫女士一家给绵阳警方送锦旗表示感谢。 绵阳市公安局供图据悉，43岁的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胡祥雨，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先后组织侦破涉拐案件22起，打击处理涉拐犯罪嫌疑人65人，采集录入疑似涉拐DNA血样信息3500余份，帮助解救、找回失踪被拐人员370名，先后被表彰为四川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四川省“最美基层民警”，荣立个人一等功。(完)
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并就强化审判职能，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防病治病、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司法解纷选择不足，案件类型集中、保护覆盖不全，审理周期较长、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意见》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意见》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实现“能判、愿判、敢判”，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外，多了一道“专利保护”的选择，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同时，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 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意见》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有序竞争的秩序，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是属于个人的，需要精准识别。可以说，区分“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和“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 其次，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对司法部门而言，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再次，应当完善配套制度。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对中医药而言，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建立商标、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 最后，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进行专利布局，实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逐步产业化，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 （作者：邓 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welcome购彩大厅地图 |
